非洲职业教育4.0:社区整合研究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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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人:gjbj  发布时间:2021-11-30   动态浏览次数:62

     本文由古鲁大学教育与人文学院社区研究与终身学习中心高级研究员大卫·蒙克(David Monk)、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教育与劳动研究中心(REAL中心)的帕莱萨·莫勒巴茨(Palesa Molebatsi)、罗德斯大学环境学习研究中心的卢克·梅特勒坎普(Luke Metelerkamp)和诺丁汉大学教育学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与发展主席西蒙·麦克格拉斯(Simon Mcgrath)合作撰写。

非洲的职业教育与培训 (VET) 因低下的工作生产效率和缺乏可持续性发展能力而受到人们的严重质疑。在此背景下,非洲迎来了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第四个阶段——“非洲职业教育4.0”。非洲职业教育4.0是一个考虑多个部门、气候危机和青年机构的新系统,其目的是探索理论创新和新兴的实践方法,从而促进非洲职业教育发展。同时反映了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和教科文组织对于通过技能发展减少不平等并增强可持续性的考虑。

当下,重新开始的去殖民化辩论、新冠疫情和更紧迫的气候行动为重新审视非洲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公正和可持续研究实践的长期诉求提供契机。我们回顾了全球挑战研究基金项目(GCRF)中协同工作所取得的学习成果,该项目为期三年,项目团队由来自英格兰、南非和乌干达四所大学的20名研究人员组成。

非洲职业教育4.0旨在为非洲职业教育和培训(VET)开发一个新的理论模型。最初,我们不太注重采用新的研究方法,但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知和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改变。

该项目是四个研究主席之间的合作,这有助于减少权力的不平衡。同时,我们将最大限度地提高团队成员在项目进程中的参与度。例如,在团队编写书籍时,确保团队成员在三个国家间多向流动。

正如职业教育和培训(VET)本身的问题一样,关于非洲职业教育和培训的研究通常是片面的。许多研究人员都是国家或捐赠者的代理人,并以此身份进行实地调查,这样就强化了与调查对象的等级关系。调查对象大多认为,研究人员的存在是为了评判他们,而且大多是负面的评价,长此以往,彼此间留下了不信任的隐患。

本研究中的两个案例主要集中在正规部门,我们曾努力解决这种不信任的问题。但由于研究人员在案例地点的融入度有限,他们在当地建立信任的可能性也受到限制。我们另外两个案例更有可能以较少片面性的、更公平的方式进行研究。

上述项目设计为发展社区参与研究方法提供了空间,与乌干达古鲁和南非爱丽丝所研究的赋权和以能力导向的理论基础更加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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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开始时,我们决定要通过发展跨学科和包容性的职教学习生态系统,切实为青年的生计和社区发展做出贡献。在非洲职业教育与培训中,研究只是多样化学习需求中的一部分。例如在古鲁,职教教育机构显然缺乏诸如拖拉机等设备。因此,我们召集了一批农业领域的相关人士,他们决策、制定并测试了一个拖拉机驾驶和维修的试验项目。这个过程需要具有来自不同背景和拥有不同需求的各方人员进行协商,非政府组织、政府、大学、私人部门、传统文化领袖和学生都参与其中。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讨论了课程改革、教学方法和评估、推广工作和合作社历史、资金和项目发展等方面的情况,并为非洲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学习和宣传建立了长期多元合作伙伴关系。这里的学习主要是为了学习如何共同学习,并鼓励社区居民勇于尝试新的想法。对实施者来说,研究的实际应用远比一份政策文件更有吸引力。通过发现过度集权后的民主化这一问题,我们获得了社区居民的信任,因为我们对研究过程的民主化付诸了不懈努力

在古鲁和爱丽丝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自己不论在理论上还是方法上都被一条隐喻性的45度线所吸引,沿着这条线,一方面是等级森严的结构,另一方面是高度的经济不平等和非正规性,两者之间可以进行调解。我们一再遇到正式的结构、空间和传统(大学、私人部门、政府)参与实地工作的挑战。这需要探索如何在机构内部和机构之间创造空间,以满足现实需要,而不是遵循官僚机构的协定。这往往意味着在机构任务的边缘工作,为我们自己和其他实践者创造回旋余地,以便合作形成新的连接组织,并且形成职业教育与培训“可以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的思想观点。

我们认为,如果操作得当,合作过程顾名思义就是放开控制。与传统的职教研究评估形式相比,爱丽丝和古鲁的融入式行动研究方法较为混乱。在项目过程中,我们研究对象的需求发生了变化,这意味着要对此做出反应,并且随着不断变化的形势需求,允许计划作出改变。

重视多元知识意味着要不断意识到我们对自己专业领域的偏重,以开放的态度对待过程中涉及到的各领域知识,由此形成更丰富的、多方向的学习过程。 

来自大学的研究者需要建立更牢固的信任关系和可持续的合作关系。可以采取以下三种方式:

首先认识到社区问题的跨学科性质。大学里的研究人员接受的训练是在学科范围内工作。因此,学术研究的概念化方式往往使研究处于严格的学科界限之内,这限制了研究人员理解复杂环境的能力。

其次让研究人员将自己融入社区。这可以通过与社区的重复互动和互惠关系来实现。在这一点上,资助者有责任创建支持系统。这就需要更好的资金结构,并且摆脱产出统计的文化。

再者从道德上规避 “数据抢劫”的行为。研究人员需要允许可以浮现出权力关系的叙事结构。如果研究者允许社区通过验证研究过程中学到的知识来追究他们的责任,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但这并非一个简单过程,而是学习和现象理解的关键部分。

以上内容将在2021年会议的“研究方法”主题中作出介绍。



整理翻译:朱子玉

指导老师:陈明昆

审核校对:程媛媛